当机器行动时,信任必须可验证
从数字身份到可问责的代理机构。“人类网络”(NFH)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普拉莫德·瓦尔马博士阐述了为何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下一阶段必须将组织、个人及其授权的机构连接起来。
在经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信任都伴随着人而行。签名、印章或个人引荐,将商业承诺与某位负有责任的人联系在一起。数字网络使这些承诺能在几秒钟内跨越国界。如今,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这些承诺的发起者。
随着软件开始代表我们进行谈判、采购并向其他系统下达指令,一项熟悉的制度要求变得愈发紧迫:每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行动都需要一个可验证的授权依据。
我关于印度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的研究,以及目前在“人类网络”(Networks for Humanity)组织从事的开放网络工作,都强化了我的一项实践信念:当个人和组织能够通过共享基础设施建立信任时,参与度就会扩大。人工智能时代使得这种基础设施变得更加必要,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新的要求。
过去:大规模身份验证
互联网使信息得以广泛获取,但企业仍面临一个基本难题:如何识别交互另一端的身份。公司名称可能存在歧义,记录分散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企业往往不得不反复收集和核验文件。
其后果远不止于行政上的不便。全球金融危机后,建立统一的法定实体识别体系已成为国际优先事项。 2011年,二十国集团(G20)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就全球法人识别编码(LEI)及其支撑治理机制制定建议。由此建立的全球法人识别编码体系为跨市场识别组织提供了共同参考标准。其公共价值既源于标准化的身份数据,也源于负责维护这些数据的机构。
印度的经验提供了相辅相成的启示。 Aadhaar、UPI和DigiLocker生动地说明了身份识别、支付和数字文档领域的共享能力如何支持由众多机构构建的服务。在协助设计这些系统的过程中,我逐渐将身份识别视为一种促进参与的手段。当个人或企业能够借助它更自信地获取服务并进行交易时,其价值便显而易见。
Aadhaar、Jan Dhan银行账户和移动网络连接共同推动成年人银行账户持有率从2011年的35%上升至2017年的80%。UPI使数百万商户能够便捷地进行小额数字支付,而直接福利转移和基于Aadhaar的银行服务则让金融服务更贴近普通家庭。 对于退休人员而言,数字化在世证明减少了对实地到访的依赖,这表明可验证的身份如何能够改善服务获取并维护尊严——参见世界银行报告:《身份识别与普惠金融》。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小型企业。印度的“Udyam”注册系统利用Aadhaar和企业信息简化了正式认证流程;结合“Udyam Assist”计划,截至2026年7月,该系统已记录超过8900万家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MSME)的注册。 “Udyam Assist”将认证范围扩展至非正规微型企业,其证书可作为申请优先领域贷款优惠的凭证,从而开辟了一条通往正规金融服务的切实途径。经验教训显而易见:当身份认证能为企业开启其重视的服务通道时,其采用的吸引力便会显著增强。
这就是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更广泛的承诺:在明确的治理和开放标准支持下,可在多种应用中重复利用的核心能力。共同的基础使创新能够超越最初构建它的机构而广泛传播。
组织身份就属于这一基础架构的一部分。GLEIF 最近发表的文章《缺失的一层》(The Missing Layer)主张将全球 LEI 系统作为企业身份的全球数字公共基础设施(DPI)。国家登记处和身份系统仍然必不可少;而一个共享的全球标识符则有助于在跨境层面将它们连接起来。
当下:让信任在数字世界中可验证
人工智能拉大了行动与其实际执行者之间的距离。一个智能代理可能回应客户、评估供应商或准备支付指令。其流畅的响应并不能让接收方了解其背后的机构或其运作所依据的权威。 随着逼真的文本和语音越来越容易生成,接收方需要能够独立于内容本身进行验证的证据。
因此,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的答案:代表的是哪个法定实体?谁授权了该活动?代理具体可以做什么?
GLEIF近期关于AI代理的工作,将组织身份置于这一问责问题的核心。识别AI模型或验证软件端点固然有用,但确定交互背后的组织,则提供了另一种必要的证据。
可验证的全球法人识别编码(LEI)将组织身份以软件可验证的形式呈现出来。它将组织的 LEI 与可通过加密技术验证的凭证相连接。相关的角色凭证则确立了代表该实体行事人员的身份及其在组织中的角色。 接收方可通过以 GLEIF 为根节点的信任链来验证这些声明,而非依赖文件的外观或消息中的声明。 凭证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承载着声明、标识了发行机构,并提供了验证其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途径。其可靠性还取决于规范签发、维护和撤销的规则。vLEI 生态系统治理框架通过利用密码学来处理这些机构责任。
这里存在一个重要的界限。证明某人担任组织中的某个角色,本身并不意味着授权该人的AI代理提出的每一项行动。 还必须确立授权范围、其限制条件以及规范执行的控制措施。GLEIF 于 9 月对 YourData 的“代理锚点”(Agent-Anchor)原型的讨论明确指出了这一区别:vLEI 提供了组织基础,而其他机制则将其与特定行动的许可联系起来——参见《探索 AI 代理的执行信任》。
这种分离应作为实施的指导原则。可验证身份确定了交互背后的主体;授权定义了允许的活动范围;而操作控制则决定拟议行动是否可以执行。
未来趋势:在保留控制权的同时授权工作
以一家使用AI代理从海外供应商采购零部件的小型制造商为例。该代理可比较报价并协商交货日期。制造商可允许其在规定预算范围内下单,但付款审批权仍由财务主管保留。
在设计良好的系统中,供应商可以验证制造商的组织身份,并收到支持该订单的授权凭证。授权书将明确允许的活动、支出限额和有效期,并仅对出示该授权书的智能体具有约束力。 支付放行请求需要经过独立的授权核查。如果授权被撤销,后续操作必须反映这一变更。
更广阔的发展机遇在于实现跨国界和跨网络的此类验证。企业应能够自主选择服务提供商,同时仍能出示可供交易对手独立评估的凭证。否则,每个平台都将建立自己封闭的认可组织和授权代理圈,从而重现DPI试图克服的碎片化问题。
在“人类网络”(Networks for Humanity)组织,我们围绕Beckn和Finternet开展的工作,致力于在开放、互操作的网络(无论是传统网络还是代理网络)上实现价值交换。 凭证和信任基础设施是实现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典型例子是,我们与Linux基金会(LFDT)合作,通过去中心化目录协议(DeDi)在信任层开展的工作。组织需要在各项服务中携带可验证的身份和权限凭证,同时每项服务仍需对自身的接受规则和控制措施负责。
在此发展过程中,有三项优先事项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要让小型组织能够切实参与并从中获益。我们应设定一个全球性目标,为超过3亿家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配备LEI和vLEI,使它们在加入新兴的代理经济时能够建立可验证的组织身份。这需要根据需要支持正式化流程,并确保凭证在日常业务中发挥实际作用。
目前,大多数小型企业缺乏获取和维持LEI的强有力且明显的激励。 我们应与银行、支付服务商、主要买家、贸易平台及公共机构合作,将LEI/vLEI的采用与切实利益挂钩:更快的入驻流程、更低的验证成本、更便捷的营运资金和贸易融资获取渠道,以及更容易被可信买家及其AI代理发现。印度的经验表明,当激励机制协调一致时,采用率自然会提升。
应大幅降低获取和使用凭证的成本与复杂性,以确保每家企业——无论大小——都能利用LEI/vLEI。简便的注册流程、实用的工具以及具有竞争力的服务提供,其重要性不亚于技术标准。从更便捷的验证中获益的机构应协助资助LEI的签发和续期,并将这些服务嵌入现有的业务关系中。
其次,仅披露交互所需的必要信息。交易对手需要充分的证据来验证身份和相关授权,但不应需要访问组织的全部内部层级结构或审批流程。应从设计之初就将隐私和商业机密保护纳入其中。鉴于vLEI具备选择性披露和零知识证明的固有能力,这正是vLEI可以发挥作用之处。
第三,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保持控制权。授权会发生变化。 员工离职、预算调整、授权期限届满。验证必须在行动发生时考虑到这些变化。因此,通过可验证凭证建立自我管理、可验证的授权机制至关重要,而非构建集中式数据库。组织还需要就撤销、交易中止、异常处理和争议解决制定明确的安排。
作为 GLEIF 董事会成员,我看到一个将既定的公共目标带入新环境的机会。 LEI 为组织身份提供了共同的参考标准。vLEI 则使该身份以及代表组织的人员角色能够通过数字方式进行验证。结合互操作性授权和有效控制措施,它们能够支撑一个由软件在明确界定的权限范围内行动的世界。
任何身份识别系统都应让个人和企业能够参与数字经济,并能放心地将有价值的工作委托出去。随着机器获得行动能力,我们的基础设施必须保障个人和机构在决策、验证及承担责任方面的能力。一个旨在扩大参与范围的系统,其成功与否应以它所创造的机会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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